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世代定居的传统中国社区的本质是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做事不是靠商业和法治，而是靠道德和礼治。在这个体系中出了案子，首先关乎的是名声和面子，而不是利益。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世代定居的传统中国社区的本质是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做事不是靠商业和法治，而是靠道德和礼治。在这个体系中出了案子，首先关乎的是名声和面子，而不是利益。
费孝通说乡土中国的最高理想是“无讼”，就好像足球比赛中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双方的规则，而犯规的代价不单是被罚，更是整个球队和指导员的耻辱。
“Tradeoff”是“理工科思维”的起源。讨价还价一番后达成交易，这对文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无语的情境！既不美也不丑，既不值得歌颂也不值得唾弃。斤斤计较地得到一个既谈不上实现了梦想也谈不上是悲剧的结果，完全不文艺。所以文人不研究这个。
“Tradeoff”要求我们知道每一个事物的利弊。世界上并没有多少事情是“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的所谓“帕累托改进”，绝大多数情况下兴一利必生一弊，而利弊都不是无限大的。可是文人思维仍然停留在有点好东西就高兴得不得了的时代，习惯于无限夸大自己的情感，一边说金钱如粪土，一边说朋友值千金，一边说生命无价，一边说爱情价更高。做过利弊分析，理工科思维要求妥协，而文人总爱不管不顾，喜欢说不惜一切代价，喜欢看动不动就把全部筹码都押上去的剧情。理工科思维要求随时根据新情况调整策略
蒙洛迪诺说，人做判断的时候有两种机制：一种是“科学家机制”，先有证据再下结论；一种是“律师机制”，先有了结论再去找证据。世界上科学家很少，你猜绝大多数人使用什么机制思考？每个人都爱看能印证自己已有观念的东西。我们不但不爱看，而且还会直接忽略，那些不符合我们已有观念的证据。
王小波写过一篇《花剌子模信使问题》，感慨中国人（主要是领导们）听不得坏消息，一旦学者敢提供坏消息就恨不得把他们像花剌子模的信使一样杀掉。我想引用乔布斯的话：王小波说得太乐观了。真正令人沮丧的现实是所有国家的所有人都有花剌子模君王的毛病，而且他们的做法不是杀掉坏消息，而是只听“好”消息——那些能印证我们观念的消息。
这个毛病叫做“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如果你已经开始相信一个东西了，那么你就会主动寻找能够增强这种相信的信息，乃至不顾事实。一旦我们有了某种偏见，我们就无法改变主意了。《信息食谱》说，埃·默里大学教授韦斯顿（Drew Westen）发现，对于那些已经支持强烈共和党或民主党的学生来说，如果你给他们关于其支持的党的负面新闻，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会显示这些人大脑中负责逻辑推理的区域关闭了，而负责感情的区域却被激活了！换句话说，他会变得不讲理只讲情。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这个受威胁的感情会让你把相反的事实用来加强自己的错误信念。社会学家布伦丹·尼汉（Brendan Nyhan）甚至发现了一个“逆火效应”：你给一个保守派人士看关于布什的减税政策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的文章之后，他居然反而更相信减税可以带来经济增长。
在确认偏误的作用下，任何新证据都有可能被忽略，甚至被对立的双方都用来加强自己的观念。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枪击事件之后，禁枪派和拥枪派都变得更加强硬。另一本书，《未来乱语》（Future Babble）讲了个更有意思的实验。实验者给每个受试学生发一套性格测试题让他们做，然后说根据每个人的答案给其各自分析出来了一份“性格概况”，让学生评价这个概况描写得准不准。结果，学生们纷纷表示这个说的就是自己。而事实是所有人拿到的“性格概况”都是完全一样的！人们更愿意看到说的跟自己一样的地方，并忽略不一样的地方[3]。
观念的两极分化并不仅限于政治，人们可以因为很多事情进入不同阵营，而且一旦选了边就会为自己的阵营而战。你的手机是苹果的还是安卓的？这两个阵营的人不但互相鄙视，而且有时候能上升到认为对方是邪恶势力的程度。人们对品牌的忠诚似乎跟政治意识形态没什么区别。我们看苹果新产品发布会，再看看美国大选前两党的集会，会发现两者极为相似，全都伴随着狂热的粉丝关注和激动的专家的评论。
也许因为手机已经买了或者政治态度已经表过了，人们为了付出的沉没成本而不得不死命拥护自己的派别，也许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也许是为了寻找一种归属感。但不管是什么，这种阵营划分肯定不是个人科学推理的结果。根据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1976年的论文“Agreeing to Disagree”说，如果是两个理性而真诚的真理追求者争论问题[5]，争论的结果必然是这两人达成一致。那么现实生活中有多少真理追求者呢？认知科学家梅西埃（Hugo Mercier）和斯珀伯（Dan Sperber）2011年的一篇论文，“Why do humans reason？[6]”，甚至认为人的逻辑推理能力本来就不是用来追求真理的，而是用来说服别人的。也就是说我们天生就都是律师思维，我们的大脑本来就是个争论设备。这也许是因为进化总是奖励那些能说服别人的人，而不是那些能发现真理的人吧。
互联网很可能加剧了观念阵营的划分。在网上，你连换台都不用，搜索引擎会自动根据你的喜好为你提供信息。我相信气候学家对全球变暖的预测言过其实，我认为决不可以废除死刑，我使用苹果手机，我还要求豆浆必须是甜的、豆腐脑必须是咸的——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我从来不跟人开玩笑。如果微博上有人发出违背我理念的言论怎么办？我会果断取消对他的关注。我们完全有权这么做，难道有人上微博是为了找气受吗？可是如果人人都只接收符合自己观点的信息，甚至只跟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交流，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人们的观念将会变得越来越极端。
有鉴于此，约翰逊号召我们改变对信息的消费方式。他提出的核心建议是：要主动刻意地消费，吸收有可能修正我们观念的新信息，而不是吸收对我们现有观念的肯定（Consume deliberately. Take in information over affirmation.）。
不过我发现最新的一系列针对社交网络的研究显示，也许回音室效应并不存在。有人对脸谱网的朋友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人们并没有只与跟自己政见相同的人交朋友。我们在网上辩得不可开交，生活中仍然可以跟对方辩友“隔着一张桌子吃饭”。哪怕在网上，统计表明人们的关注集群也不是按照政治立场划分，而更多的是按照视野大小划分的[7]。更进一步，我们也许过高地估计了对方阵营的极端程度。有人通过调查统计美国两党的支持者[8]，发现如果一个人对某个政治方向有强烈的偏好，那么他对对方阵营的政治偏好，往往会有更高的估计。可能绝大多数人根本没那么极端，可能互联网本身就是个极端的人抒发极端思想的地方。对推特网（Twitter）的一个研究[9]表明，其上的言论跟传统的民意测验相比，在很多问题（尽管不是所有问题）上更加偏向自由派。一般人并没有像推特网上的这帮人那样拥护奥巴马或者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互联网不是一个调查民意的好地方。
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在1976年发表了一篇论文Agreeing to Disagree[1]，这篇论文堪称是传世之作，它指出，如果是两个理性而真诚的真理追求者争论问题，争论的结果必然是两人达成一致。换句话说如果争论不欢而散，那么其中必然有一方是虚伪的。
一场争论之后没人会说“我以前想错了，原来是这样”。但是科学家可以。科学家也会拉帮结派，也会有各种偏见，也会以证明别人错了为乐，但是所有科学家有一个共同优点：他允许你改变他的想法。这种允许别人改变思想的氛围可以刺激人在审稿的时候采取更为大胆的态度。
坏比好重要。负面偏见可以解释很多事情。如果向你介绍一位陌生人的时候同时告诉你一条他的优点和一条他的缺点，你更容易用缺点去记住这个人。也许你曾经多次帮一个朋友的忙，他觉得理所当然；一旦你有一次没有帮他，他可能会非常生气，以至于多年以后他可能会忘记你帮过的忙，只记得你曾经拒绝帮他。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调查：假设给杀人犯立功赎罪的机会，让他们去救人，请问你认为一个杀过一个人的杀人犯要救多少人才能弥补他的罪过呢？调查结果显示为25个人！
另一个更常见的现象是批评和表扬。比如你写一篇文章，喜欢这篇文章的读者，可能最多也就点下赞，更可能什么都不做。而不喜欢这篇文章的读者则更可能采取行动，要发表一番评论，非得告诉你他的意见。这样一来读者的负面偏见很可能会造成博客上更容易出现负面的评论。但文章的作者可能也有负面偏见，表扬的评论他会不在意，而批评的评论他可能很在意，如果是这样的话，结果就不太好看了。
本能归本能，有些人可以超越自己的本能。他们知道自己强烈的负面情绪会带来偏见，所以他们不轻易纵容这种情绪。他们看到好的冒险机会敢上，遭遇损失却不放在心上。他们看到好人好事主动夸，听说坏消息却能够保持淡定。
管理者有个常见的思维模式，一旦出了事就必须全体反思，制定相关政策以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但极小概率事故其实是不值得过度反应的。哪怕是因为员工犯了错而引起的也没必要如此。37signals公司的两位创始人弗莱德（Jason Fried）和汉森（David Heinemeier Hansson）在2010年出了一本书《重来》（Rework），讲公司创业和管理之道。在我看来此书一个亮点就是它强调不要一看有人犯了错就为此大张旗鼓地制定政策来纠正错误。那样只会把错误变成伤疤，而且会让公司越来越官僚主义。正确的办法是告诉犯错的员工这是一个错误，然后就完了。